好厨房,选贝朗

2018/6/30 15:26:38 人评论 次浏览 分类:行业新闻

      

     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一起过的,

  这是至大至圣的道理,
  却隐藏在最平常的生活里。

  书本教导人怎样作判辨与选择;
  然而只有厨房这样的地方才会让人看到,
  复杂的人生不是靠判辨来解决,
  而是靠中庸、统摄,
  也是靠包容和接纳。
  20世纪80年代末,美国的傅刚(Robert Fulghum)写了一本极受欢迎的书:ALL I Really Need to konw I Learned in Kindergarten,意思是“我一切需要知道的都是从幼儿园学来的”,有人把它翻译作《生命中不可错过的智慧》。我想作者读中小学时大概不是挺灵光的,大学也稍嫌糊涂,因此不谈其中功过,只把一生学得的智慧归功于幼儿园的时光。
  开宗明义,作者就表明他的观点与角度:“所有我真正需要知道的事——如何生活,该做些什么,如何做人——我都在幼儿园里学会了。”这些话的正确性不容易得到实证或否证,毕竟,由幼儿园年代至作者写该书时的白发白须年日,差不多也有半个世纪了吧!但话说回来,科学的鉴证与人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?诚如作者接下所言:“智慧并不是藏在研究所内,而是藏在幼儿园的沙堆里。”这句话直叫我鼓掌喝彩;请允许我引用本人另一拙作中的一个比喻:智慧与学位的关系,就像美人鱼与脚踏车的关系,就是没有关系。

  学位只是现代社会给刚踏入社会的小伙子作起步的一种机制,起步之后走得快不快、久不久,与你的起步器有多好没有直接的关系;同样地,它跟做人做得如何也没有必然的关系。反过来说,有些人若没读那么多书,没有那么高的学位,他可能会更安分守己,也不会作大恶。为此,我十分佩服古人说的:恶人读书,适以济恶。也许,是我血液中有点“老子”的成分,崇尚返璞归真,回复自然,故傅刚兄那本带着“回到幼儿园”意味的英文书名,深深地吸引着我,加上他的文笔与内容都与书开头申明的立场吻合,故而看得十分舒畅。无怪乎出版至今,它已被译成十几种语言了。

  智慧与人生
  洋人谈人生智慧的大部头文章,自柏拉图老头儿以降就大行其道,特别是他论知识与善行的“普罗泰戈拉篇”(Protagoras),及论真理与美丽的“斐莱布篇”(Philebus),更是脍炙人口。然而,大部头文章只是给人写论文、拿学位之用(这是柏老始料不及的);影响人心最为广泛深远的,倒是像傅刚写的那一类智慧小品。倘若日本忍者能杀人于无形,这类文章就能诲人于无形了。今日之人人都要充大头鬼,但又彷徨于不知行止的时代,诲人于无形的东西应大有市场;可惜,华人社会的存货与供应都不是特别充裕,现在充塞坊间的多是舶来品。
  中国人自称是礼仪之邦,当然盛产道德文章,这类东西人人都应该时不时就拿来看一看,就像传统的父母隔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熬的汤水、凉茶一样,可起清心润肺的作用。但假如像传统家庭那样,母亲看见儿女就扯高嗓子要他们读书,父亲则借孔孟来行凶;那么无论孔孟说了什么有益世道人心的东西,儿女都只会想起小时候与父母亲不愉快的经验(这是孔孟二老始料不及的),这样就难望有木铎之效木铎之效:比喻宣扬教化的效果。木铎:以木为舌的大铃;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巡行振鸣以引起注意。
  人既须隔不多久便服一剂智慧的“清凉茶”,那么,选什么才既有益又有建设性呢?傅刚说他需要的智慧都是从幼儿园学来。在我儿时,幼儿园并不普及,加上不断要逃难,因此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。可能是童年记忆中没有这经验吧,今天在一些教会唱诗时,领唱的人要我们边唱边做举手投足、爬上爬下的唱游动作,就觉得尴尬腼腆。

  好了,就算一切智慧都可以从幼儿园学到,今天哪一所幼儿园会招收最需要这些智慧的中年学生呢?5英尺6英寸的高个子坐在幼儿园的小椅子上,头刚好藏在双腿中间,幼儿园老师又怎样对一班没有面孔的怪物施教呢?

  

  于是我想起厨房
  绝对诚实地跟你说,我大半生时间都泡在两种房间:书房与厨房。之外,才是上课的教室和治疗的病房。我看这是上天对我特别的恩眷,若可以再活一遍又可自作主张的话,也不会有别的选择。
  我猜想有人会这样问:假如只能二取其一,你下半生愿意泡在书房,还是厨房?会问这问题的人一定是爱读书、少入厨房的现代人。无疑,书本教导人怎样作判辨与选择;然而只有厨房这样的地方才会让人看到,复杂的人生不是靠判辨来解决,而是靠中庸、统摄,也是靠包容和接纳。我生命中曾有那么恍然的一刻,发现书房与厨房原来是相连的,有时甚至是重叠的——在书本上看到的,或在理念上纠缠不清的,只要肯走出书房,走入厨房,给大脑换个完全不同的场景,书房搞不通的境域竟然渐次澄明又关联起来。
  且举小例说明:曾试过口渴走入厨房找水喝吧,你发现什么?水壶是空的,你口腔干得要呕吐,冷水壶却没有水、热水壶的水又烫死人、自来水不放心喝,你咒诅上一个喝掉最后一滴水的人,然后一边呕吐一边吹凉那杯烫死人的水。对此,我深有体会,因为以前我常有这样的际遇。
  慢慢学乖了,我立志要以烧开水为己任,一天三次查证两个冷水壶的水是满的,热水壶的水位也永远不会低于半满。望着这3个水壶的水平,就知道我的宝贝家人没有一个会感到干渴,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因为我会渴到呕而偶然被咒诅。
  望着满满的水壶,我想起古人有话作“推己及人”;只是我想加一句,“己与人皆大乐”。挺不错!前一句是我在书房读到的,后一句是我在厨房体会到的。
  以前的厨房
  我的童年记忆有一半与厨房有关。最早的一幕是岁晚时分,等待妈妈择好良辰炸油角煎堆的情景。几兄弟年纪都很小,常常拉着妈妈的衣角儿要这样、要那样,妈妈则不断地赶我们出去,但又不是十分认真的。每年都是这样拉拉扯扯地看完整个预备过年的仪式。
  很快便到了七八岁,我开始要负责家务,因为这个特别安排,我受用一生,也感谢一生;而且替那些从来不需进厨房的人难过,暗忖:他们长大了怎可以独立?
  在美国读书时,有一次应一位香港地区的留学生之约,到他宿舍吃晚饭。留学生的例牌菜是冬菇鸡汤。冬菇是从香港地区带去的,好像没冬菇吃就医不好思乡病一样;鸡是超级市场的冻鸡,永远没有头与爪,内脏则用小胶袋藏于鸡胸内。我这位朋友挺糊涂,买了鸡回来也不解冻,就原只放进锅内熬它3小时。吃饭的时候,他把汤端出来,气味很特别:一生到底未尝过“冬菇塑胶鸡汤”哩。把鸡剖开,那幅图画更特别,塑胶袋融化了,混着熬得稀烂的内脏,同桌的人有些捂着口赶去洗手间,我则冷静地瞪着这道塑胶焖内脏的怪菜,一边佩服自己竟然可以这样酷:一定有资格读医科了;另一边加强信念,认定没受过厨房训练的人是很不幸的。
  当然,厨房训练不尽是愉快的——虽然透过回忆的镜头来看它,总是泛着温馨轻松的气氛。
  20世纪50年代香港地区因为房屋吃紧,能有片瓦遮头的,都算是幸运了。所以,就是一层楼住了6户人,也不会有怨言。但6家人共用一个厨房,却需要许多迁就与包容。
  旧式房子的厨房不会太大,约有八九十平方尺吧,却要容纳6个炉灶、6套炊具和碗碟。怎样安排现在也记不起了,只记得颇能相安无事,还常有机会体验睦邻的好处。当时,每家都有一条相同的规矩——孩子负责洗碗碟。以前的碗很大,小孩子的手又细小,加上湿淋淋的碗变得滑不留手,要由洗碗槽搬到自己的地方安放,就常有把全部碗碟打碎的危险;打碎碗碟在当时是一条大罪,少不了挨一顿揍。挨揍没什么大不了,但等待挨揍的时间最难熬。挨过了,同龄的朋友一定会上前安慰及帮忙,这倒是挺美好的感受。因为人人都要洗碗,人人都曾打烂过碗碟,因此人人都挨过揍,挨过了就一定有人走来安慰你,永不落空。这是童年回忆中最美好的一幕。长大了,患难相助反变得不是必然的了。
  患难相助似乎是昔日生活的原则。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人没有家庭计划指导会,也不流行避孕这玩意儿,于是每一家都有一大帮小孩子,记忆中好像女人要生到不能再生孩子,才能确定她家里有多少人。每逢一家之妇要到医院生孩子,小小的厨房就更加热闹。一家之主自然一天到晚在外面忙于工作(一般是12小时),照顾他留下的小儿女和在医院分娩的妻子,就成了其他邻居的责任。我们会替他买菜、烧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,还要一天两次送饭到医院(因为在那个年代,没有人会相信医院的膳食)。但人人都会忙得起劲,看成是快乐的义务,没有人会斤斤计较所付的代价。只要新妈咪抱着红得像烧乳猪的婴孩回来,忸忸怩怩地致谢,众人就乐不可支了。
  对此我深切了解,因为我有8个兄弟姊妹!
 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地区当然也有官宦、巨贾,他们仆婢如云,大鱼大肉。但我走过的五六十年代是穷困的岁月,却不是哀愁的年代;时常匮乏,却常感满足;不是因为有名师常在耳畔晓以大义,只因为一起长大的都是真实的平常人。因为真实,所以平常;也因为平常,所以真实。
  《庄子》的“逍遥游”这样说: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。今天我们多容易误会,以为至人、神人、圣人,都是名人;名人即或不是神人、圣人,也会是至人。于是看人与被人看的,都有许多虚妄与淫志,结果就有许多幻灭与失望。我们都忘记了,真实的不一定奢华,它很可能是不着色相,不留声影,需要我们用静心去聆听,用眼去识别,然后一直坚持到底。
  从“水壶常满”,我体会到推己及人之乐;从患难相助,我明白与人同行胜于踽踽独行。昔日上帝在伊甸园看着亚当一个人,便说:“那人独居不好”,于是为他造个同伴;我在五六十年代的厨房也体会到这一点。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一起过的,这是至大至圣的道理,却隐藏在最平常的生活里——它仍然是我至今坚持的原则。